李重光的个人经历。
“我父亲和四个兄弟，除了我舅舅家的一个男孩，都是女的。我舅舅家连个姑娘都没有。我有两个姐姐，二姐的小名是弟弟，希望带个弟弟，于是我被“领”了。全家人喜出望外。我也成了全家的宝贝。真正的宝贝。
父母怕我养不够，就找了一个村里孩子最穷的家庭认了一个教母，教母给了我一个乞讨筐和一根打狗棒。这也是我一辈子总想乞讨的一个原因。哥哥会画鹰，看起来很真实，大概和我爱画画有关。"
“我家里没有任何音乐环境。爸爸会弹点京剧，唱几句京剧，姐姐们会唱苏武牧羊，这是我小时候唯一听过的歌。小学一二年级没上过音乐课。我会唱几句三四年级的《义勇军进行曲》。我亲眼见过日本飞机投下炸弹，也见过八路军打日本汽车，子弹从头顶飞过。我从小就讨厌日本人。六年级我会唱何绿婷的四季歌。我还听过歌剧院发行的京剧。13岁，八路军在村里宣传抗战。孩子们聚在一起就唱歌，我就对歌曲产生了兴趣，抄在一个小本子上。我试着自己作曲。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作为独生子，李重光在家庭中的特殊地位体现在父亲对他早期教育的极度重视上——他6岁进小学，9岁被送到姑姑家，11岁离家上学，并开始学习英语，这在当时的农村确实不多见。至今他还记得启蒙老师的一句话:学语文让人开一只眼，学外语让人开另一只眼。
李重光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学生，从小就被培养出顽强的性格、强烈的文化抱负和顽强的自学能力。
13岁时，他面临一个选择——“八路军县大队队长和我父亲是好朋友，极力劝我父亲让我去延安读书。父亲不放心，最后把我送到青岛叔叔家。到青岛后，上了半年小学。我不想依赖别人，提出做生意，自力更生。结果我去了一家棉布行当学徒，学会了做生意。站在柜台，送货，跑腿...我工作了3年，成了会计先生。"
“这三年里，我学会了吹口琴，出去做生意的时候会在路上吹吹脑子。当时我对《风流寡妇》很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她是个寡妇，很浪漫。”在青岛叔叔家读书时，表姐的钢琴激发了李重光对音乐的无限向往。然而在当时，每小时1美元的钢琴课学费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以后，音乐成了他人生的终极梦想，自学成了他走上音乐之路的通常方式。
1945抗战胜利后，李重光觉得当商人无望，转而求学。经过两年的努力，他初中毕业，免试升入高中。半年后，舅舅因为家里经济困难，再次辍学。
“在我两年半的中学生活中，我对音乐、艺术和文学产生了兴趣。我认真研究过冰心、臧克家、艾青、马凡陀的诗，自己试着写，抄在小本子上。可惜这些东西都丢了。如果我现在能看看我的作业，那会很有趣。”
这段时间，李忠学五线谱，自学钢琴，去电台直播，去演唱会演出。到现在，李老师还清楚地记得演出的曲目:《致爱丽丝》。当时的音乐老师杰克和他的妻子成了他音乐生活的向导和榜样。他们的示范作用是基于文明和进步，而不仅仅是音乐层面——“我和音乐老师关系很好，经常去老师家。老师还把他伴奏写的歌复制到我的专辑里。我还用漂亮的彩纸画了音乐家的头像，写了音乐家的生平，把它们送给了老师。”
“杰克老师是劳志成的学生。他教我们唱老人的歌，讲老人的故事。他会为老人弹钢琴和作曲。我非常钦佩他。没想到40年后还能和老人在一个单位共事。
杰克的妻子是一所女子中学的音乐老师，她钢琴弹得很好。我们两个学校成立了合唱团。我们唱了《黄河大合唱》、《马思聪的祖国》、《长恨歌》和《蓝色多瑙河》..."
“我那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像我老师一样，有一间小屋，一架钢琴，一台留声机，一个温暖的家。”
老上海，南京西路，街头摆摊少年
上世纪初，欧风东传。上海滩享有东方巴黎的荣耀，走在时代文明和时尚的前沿。
1948年6月，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在亲戚的帮助下，李重光和父亲去了上海，在繁华的南京西路摆摊卖针织花边谋生。李重光手里经常拿着字典或口琴，时不时还要躲避印度巡警的驱赶，引得路人投来惊讶的目光...街头小贩的求知欲在文明世界的边缘鲜活地绽放。
每次看到上海音乐学院的校车经过，怀揣音乐梦的李重光总是忧心忡忡。上海和青岛一样，成了他人生传奇的另一个阶段。提起这段辛酸往事，李先生不仅笑称自己在半个多世纪前到过大海。
“那时候，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在中国最高的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没想到的是，我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的身份去上海音乐学院开会，表达我对音乐教育的看法。我在中央五七艺术学校的时候，也在上海住过国际饭店。”
青少年求学的坎坷经历，不仅让李重光吃了苦头，也积累了丰富的自学经验，为他日后从事儿童音乐教育研究奠定了宝贵的天然基础。他笑称自己是“笨老师”，认为太聪明的老师不能站在学生的角度耐心细致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笨老师”才能适应和理解初学者的学习思路，为他们打开音乐之门。从65438到0949，李重光和他的父亲从上海回到了青岛。青岛解放后，他和同学去北平赶考。我在考试前一周到达北平。解放前夕，我顺利进入北平艺专，非常幸运地经历了开国大典。
同年6月165438+10月，学校并入天津中央音乐学院，李重光成为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作曲系的学生。从此进入梦想音乐厅，踌躇满志。
打开李小姐的毕业证，毕业证的底页印着繁体的“为人民服务”，上面还有校长马思聪的亲笔签名。
用李重光的话说，在中央音乐学院向一代音乐大师学习，无异于“一步登天”。谈起他的母校，李重光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时对当时糟糕的录取水平和诸多政治动向深感遗憾。因为治理淮河用了九个多月，未能达到毕业水平的全班同学延期一年，学习期长达六年。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央音乐学院视唱练耳教研室教视唱练耳。孟贵彬，一位年轻的老干部，著名的歌手和作曲家，在我们班。听写时发生了争执。我的分数是四四拍，他录的是四两拍。我说他错了，但他不同意。我说过音乐上应该是四或二。我说你要按照我弹的来记录分数，他就无话可说了。”1956年9月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教授合唱和基础乐理，开始了长达40年的乐理教学和研究。
从教50年，写作等。你一定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基础乐理通常被视为基础课，不太被重视？
“音乐基础理论在中国一直是一门被忽视的课程(其实在世界范围内都一样)。它产生最早，但问题最多。
学生时代唯一的乐理基础书是苗先生编的《宋乐理概论》。我在新乡的一个暑期培训班教过基础乐理，我把这本书作为天津文化宫教工作者和大师学习基础乐理的参考。
我教了50多年的音乐基础理论，却从来没有学过这门课。好在我正式开课的时候，斯波索宾的《音乐基础理论》中译本正式出版了。这是一本史无前例的基础乐理教材，学术价值很高。学到了很多以前没听过的新知识。这令人大开眼界，我深受鼓舞。就因为我经常说这本书好，我可爱的学生在运动中画了一幅漫画，从天津音乐学院三楼挂到了一楼，画的是斯波索宾坐在莲花座上，我在下面拜。运动之后，直到现在，我还是说斯波索宾的《音乐基础理论》是一本非常好的音乐基础理论教材。"
坦率，诚实坦率，一丝不苟，李重光先生一直如此。在给赵干的信中，他坦率地写道:
“在我卑微的作品中寻找学术价值，一无所获，突然想起有人说过的一句话:李重光的书不是学术著作。当时不能接受这句话，现在觉得有一定道理，所以想在非学术著作的书中寻找学术价值，就不要求了。同时我也想到另一个人说的话:李重光的书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我当时也没看懂，怎么能得到一个可操作性呢？后来越想越觉得有意思。现在出版的这本书似乎缺乏一些可操作性。我的书都是来自教学实践，操作起来比较方便。所以我觉得我的书缺乏学术价值，但有实用价值，这大概是它能存活40多年，卖出400多万本书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