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漫画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背景: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很艰难。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险些摧毁清政府，但正是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对于仿洋枪洋炮等“保命之举”仍犹豫不决。今天看起来很“温和”的洋务运动，却被指责为“防夏崩促乱”(和今天“全盘西化”的指责一样严重)，遭遇了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用现代化的大规模机器生产来造枪炮、造轮船、造电报，显然是统治者在近代生存的必不可少的措施，但却遭遇到具有“夷夏刚昌”传统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统治阶级中顽固分子的强烈反对。而统治者面对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为了生存还是要“搞西化”，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难得的缺口。首先，从军用利器的引进和仿制，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工业所需要的科学技术阶段。然而，“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巨大阻力，引发激烈争论。办洋务，自然要学外语，学声、光、电等自然科学知识。而中国的传统是“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只有研读圣贤经典，搜罗章句，参加科举考试以博取功名，才是“正道”，而“术”一直被认为是“雕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的谱系中，只有儒家经典的地位非常低，而自然科学知识几乎不被视为一种“法律”知识。在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建立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文同馆”。1866年，他们更进一步，最后的表现是从“正道”中招人研究声光电气化和天文算术，以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这一想法引起了顽固派的极大不满和强烈反对。他们提出，只有“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才能“知体而用之”。“为什么要使之有技巧，专门造船造枪？”“立国之道在于尊礼而非权谋，根本图景在于人心而非技艺”。认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就是“从洋人变过来，保持几年正气，把全中国的人都驱赶到洋人身上”。他们认为“技”会扰乱“人心”，所以担心创新自强必然导致的“官队”技术化。“执用人之柄者，舍德而专才。为什么他们可以是来自上古混沌的叛徒？”人们一再强调，官员应该是以“正直的民智”为专业的思想专家，而不是一心一意、务实的技术官员，即专注于所谓的“工具”和“目的”。顽固派为了反对这种思想，甚至将其归咎于当时久旱无雨，说这是“来自天上的警讯”，表示此举“不合天理，不合人心，不合民意。”大多数文人也非常反感洋务派的举动。当时有不少对联嘲讽它，如:“妙计多，使小朝廷设馆同语；军机无远见，诱子拜异班为师”；“不可同日而语，斯文必失”；孔子弟子，鬼谷先生。民间也有很多俚语，比如“废话，废话！”教人从天主教。“在这种压力下，文同博物馆的招生受到严重打击，学生人数锐减，而‘正道’人士基本没有，洋务学堂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严重受挫。对于现代国家来说，修建铁路对于经济发展和国防都非常重要，洋务派在19的70年代初就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也有很多反对者认为修路会破坏风水，违背龙脉。因此，修建铁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是“合法”的。只是一些洋务官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零星的修了一些铁路，有些还没建好就被扒了！直到1889清廷颁布法令，修路纠纷才告一段落。修建铁路的明显好处已经争论了近二十年，更不用说其他了。造船、架电线、开煤矿等各种“西化”，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和极大的阻力。在这些争论中，科学技术被顽固派描述为破坏儒家伦理的“奇技淫巧”，而儒家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学技术自然破坏了国家的根基。他们认为，学习声光电气化等与“外国”有关的东西，是“以洋为师”，造成“防外夏崩，促外乱”，最终导致“变外国为夏”。在与洋务派的斗争中，顽固派一再忽视自己的立场，或诉诸舆论，巧妙地扬长避短。首先，他们尽量不在“用”的层面上与西化理论纠缠，这显然对他们不利，而是在“道”这种抽象的超越实践的形而上领域进行攻击。所有的修路铺线造船造炮等纯技术性、战略性的问题，海防重要还是堵防重要，都被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然后上升到“道”的高度，然后被反对。因为我们可以在“道”的层面上逃避“功利”的实际检验，所以我们可以用传统的逻辑严密的“道器合一”理论，来咄咄逼人地反驳洋务派看似支离破碎的“体功利分离”理论。把具体内容拿出来，这种批判确实能表现出一种雄辩的道德正义和理性。比如在抽象意义上，谁能说“立国之道要以礼义为本”是错误的呢？洋务派鼓吹的“富强”被漫画化为“弃义求利”，自然缺德。其次，他们紧紧抓住了当时政治上的失败(很多不是洋务的错)，大做文章“洋务”的缺点和错误，打动人心。强调“此时的重中之重不是天文，而是人事；不是数学聪明，而是政治修养聪明。书中列举了民生衰败、官员不公等事例，还将西化的“时政之失”与自然灾害联系在一起。他们煞费苦心地将自己极力维护的旧制度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与西化的弊端和错误混为一谈，以达到反对任何变革，彻底复兴旧制度的目的。第三，他们把“洋人之术”等同于外国列强侵华，“夫洋人与中国、敌国有仇”。所以，学西学就是“边学西边下大力气”，这不仅仅是“数经忘祖”，而是“认贼为父”。在屡遭外国列强侵略的近代中国，这种指责能激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于繁荣的措施难以实施。由于顽固派总是将技术问题道德化，他们处于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捍卫者”的优势地位，而开明人士则处于“不道德”的劣势地位。于是，统治者中的开明人士只能被动地回避或避免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作为统治者的一部分，开明人士只能回避但不能扔掉或“重建”这种意识形态)。然而，面对顽固派咄咄逼人的思想攻势，欲“务实”而厌“退”的洋务派不得不面对顽固派的挑战，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洋务运动之初，冯桂芬的著名论断“中国之伦理为原，国家之富强之术为辅”，成为洋务派日后处理中西文化问题的蓝本。在此基础上，以曾、左、李、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官员和以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学习。他们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不拘泥于祖宗之法”的“变通自强”理论；提出“开源致富”、“办学育人”等新的经济理论和教育理论，最终结晶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高度概括的理论模式。这种模式就像一把双刃剑，但显然是防御性的，要么抵御顽固派的进攻，要么反制改革派的挑战。但一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其主要目的是挑战顽固派，为西学东渐辩护，寻找法理依据。其作用和意义不可低估。来源:教师博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