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少，很多人不愿意生孩子。为什么？

为什么日本人不愿意生孩子？这句话简直问出了日本政府的心声:政府建设公共福利，提高育儿补贴，甚至规定父亲育儿假，号召男性回归家庭做家务。政府这么努力，你为什么不生？为什么不生？为什么不生？

面对这样的问题，不想生孩子的日本人最简单的回答应该是两个字:“脸朝下。”

“脸朝下”的意思是“麻烦、麻烦、棘手”。

“日本人从小就被教育: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这句话，国内很多人早就知道了。因为这句话通常在介绍为什么日本治安这么好的时候被反复引用作为重要依据。其实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那就是:“别给自己找麻烦。”

基于我在日本多年的个人生活经历，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一个恪守“不给别人添麻烦”信条的日本人，通常是不喜欢给自己添麻烦的。

“不给别人找麻烦”和“不给自己找麻烦”是一个怕麻烦的日本人完整的人生信条。

生孩子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不仅给自己带来麻烦，也给别人带来麻烦。所以，我必须不出生。这样，就不会有麻烦了。

不过上面的回答有点粗暴，明显不尽人意。那么，就详细说说我的拙见吧。

首先，它起源于一个高学历的社会。

日本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国家。只要经济负担得起，不管能不能读书，几乎所有人都能上大学。有一句话很夸张，是这么说的:“日本已经到了只要会写自己名字就能上大学的时代了。”当然，这样的高学历社会有点猫腻，但也意味着两件很现实的事情:第一是教育费用的增加；第二是进入社会开始自立的年龄推迟了。这种现实的结果就是日本人的晚婚。

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供了一份2016年2月1950至2015的日本结婚率数据:现代日本平均初婚年龄为男性31.1，女性29.4。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是30.6岁。换句话说，很多日本女性都面临着30岁以上生孩子的现实。年龄越大，生育风险越大。出于对母婴健康的各种担忧，你自然会选择不生孩子或者少生孩子。

为人父母在精神上是一种享受，但在现实中却意味着必须付出的各种费用。比如2014年文部科学省公布的“儿童学习费用调查”数据:15年从幼儿园到高中，如果让所有孩子上私立学校，需要花费1770万日元；所有公立的需要523万日元。这还不包括日常生活费用、大学学费、私立学校费用和其他特殊兴趣教育费用。近年来，日本国税局公布的日本人平均年收入一直徘徊在400万至420万日元之间。

因此，虽然日本政府为每个出生的孩子提供42万日元的一次性补助，并提供子女补贴和免费医疗等各种福利，但如果夫妻双方对自己的财力感到不安，或者经济状况不乐观，他们自然会选择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

其次，是战后教育带来的价值观变化。

日本战前教育的“政治正确”是基于国民道德的民族主义；战后日本教育的“政治正确”强调民主自由，崇尚个人主义，尊重多元价值观。日本著名学者堀谷太一曾这样评价战后教育长大的日本人:

“他们不崇拜天皇，也不信奉旧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他们崇拜脱离家长作风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安全是正义，暴力是绝对的邪恶，勇气和胆量是过去式，胆怯被称赞为‘谨慎’，温柔已经演变成男人的美德。”

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日本人，基于“国家”的极权思想被彻底削弱，而基于“个人”的个人主义被放大。换句话说，人们普遍更关心“个人”的自由和尊严，而不是“国家”。年轻人普遍缺乏国家忧患意识，不会因为日本少子化而担心政府的后顾之忧，努力为国家生孩子。

两年前，日本最帅的神福山雅治结婚了。当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正在富士电视台做节目。他听到消息后说:“太好了！我觉得结婚多生几个孩子，用这种方式为国家做贡献，挺好的。”于是，这句话被视为典型的“政治不正确”言论，在日本网络上广泛传播，引来从媒体到网民的阵阵群殴。甚至还有网友收集了一万个签名，要求菅义伟公开道歉。就连内阁府的官僚同僚也皱起眉头说:“这个菅义伟，这次怎么这么不小心！”

再者，源于现代日本多元化的价值观。

曾几何时，日本经济处于高增长阶段，幸福家庭的理想模式是:一个早出晚归努力工作的丈夫，一个贤惠体贴照顾家庭养育孩子的妻子，两个聪明可爱的孩子，一男一女。他们应该住在有院子的日式小楼里。院子干净整洁，早晚有鲜花和香喷喷的饭菜，黄昏还有叮叮当当的钢琴声。周末假期一到，坐私家车带着全家出游...多么美好的现代家庭啊！

但曾几何时，这种单一的幸福值被打破了。一对恩爱的夫妻，即使彼此相爱，也可能不要孩子，只想和自己的猫或狗生活在一起:谁规定幸福只有在家里必须有孩子的笑声的时候？听到猫的叫声，看到小狗在地上打滚，难道全身都不觉得幸福吗？幸福不一定是传统的生儿育女的和谐。只有享受二人世界的甜蜜，才能是幸福，只有一个人的傲慢，也才能是幸福。

当幸福生活的价值观被不同的个体根据自己不同的意愿进行解读并付诸实践时，曾经覆盖整个社会的幸福整体价值观将会碎片化——因此，现代日本人通常认为他们的社会是“不幸福的”，因为“幸福”已经成为一种非常碎片化、非常私人化的东西，人们再也看不到曾经拥有的单一而庞大的幸福模式。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感叹日本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子，甚至对买房买车买奢侈品都没有兴趣。他认为日本年轻人的DNA变了，日本陷入了“低欲望社会”。与前辈相比，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没有强烈的物欲，但也不是没有欲望。只是年轻人的欲望和目标发生了转移:不再是买房、买车、奢侈品这些老套的东西。

比如一个动漫迷，他会把所有的时间和金钱精力都花在自己喜欢的动漫上，没有其他欲望；一个铁路迷，他对奢侈品毫无兴趣，却愿意花所有积蓄收藏成套的铁路模型；再比如一个过山车迷，他宁愿把买豪车的钱省下来，去世界各地有过山车的地方，去世界各地坐过山车——这种人，你不能因为他们不买房、不买车、不买奢侈品，只看动画片、收集铁路模型、坐过山车，就认为他们没有欲望。他们有欲望:一种全新的欲望，一种全新的消费模式。只是老一辈人看不懂罢了。

当然，还有一类人，因为收入低，不愿意结婚生子，陷入低欲望。收入低的原因是日本现代社会的“俱乐部”正在弱化。

人类作为群居的物种，需要* * *相同。中国的雌雄同体是“家”，现代日本的雌雄同体是“俱乐部”。“俱乐部”是一家日本公司。日本有个词叫“会所”，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公司人”。是指以公司为家，在自己的生活中除了公司和工作没有其他爱好和个人空间的“工作中毒”族。这个词出现在日本经济高增长时期。出生在日本战后第一批婴儿潮中的“坨子一代”，是“企业人性”的主力军。

“坨子一代”已经成为企业人类，也是日本企业搞终身雇佣和年度功绩系列最受欢迎的时期。企业为了强调平等和团队意识，随着员工自身年龄和企业工龄的增长，每年都会按照自己规定的顺序逐步提高员工的工资和职位。和日本公司的终身雇佣制捆绑在一起，让那些不那么犀利的人，或者能力差的人，在这种强调等次的人事制度下，也能有个终身保障。换句话说，这是日式的一锅饭。

经济好的时候，锅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经济恶化时，这种大锅饭模式就很难维持了。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公司的年度绩效序列制度开始遭遇挑战，以业绩为基础考核工作能力的成就原则开始出现。许多能力不足、有一定工龄的人被调到下属公司或可有可无的岗位，遭受“变相下岗”。然后进入265，438+0世纪后，日本企业，尤其是很多著名的日本企业，因为持续的经营赤字，不得不开始大幅度裁员。

曾经，日本人对“俱乐部”充满信任，以为只要成为俱乐部正式成员，就有终身保障，只要努力，汗水总会得到认可，于是就有了“企业人”。现在，这种认识正在逐渐改变。在日本年轻一代的眼中，“社”的社会形象已经不像父辈那样牢固可靠。多元化的价值观也让很多年轻人不再愿意像“公司人”一样为“俱乐部”做出牺牲。

在今年春季的大型企业招聘会上，日媒采访了前来应聘的应届大学生，询问他们想在什么样的企业工作。大部分回答是“加班少”“能按时回家”，理由是“我不能只工作”“工作之外我有自己的爱好和生活”。

另一方面，企业为了尽可能降低人力成本，也大量雇佣派遣员。所谓“派遣成员”，相当于汉语中的“合同工”。“合同工”和“临时工”几乎没有区别，两者都不属于正式员工。非正式员工不可能对公司有归属感，没有归属感就相当于没有赖以生存的社会认同。

失去了社会身份的城市人类是被社会孤立的瘦弱个体，他们对未来的焦虑和无望可想而知。这种情况的年轻人怎么能指望他们充满消费欲望呢？怎么能指望他们有结婚生子的欲望呢？他们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生命。

所以大前研一的书《欲望低下的社会》出版后，一个居无定所，四处打工谋生的年轻人在他的空间里写下了这句话:“不是欲望低下！但对未来的恐惧超过了欲望。”

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