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最专制的中枢神经对皇权的巩固
打败朱元璋后,带兵北伐,从蒙古人手中夺回了中国的本部,建立了汉朝。明太祖从一个普通公民开始,赢得了全世界。他感觉像汉高祖。所以明朝很多制度都是仿照汉制,但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锦衣卫等由宦官组成的特务机关,在汉朝是不存在的。
重建公务员制度
到了明朝,文官制度重新确立。沿袭汉朝的科举制度,国子监文凭被派往各地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职务。其实第一批公务员并没有考上,而是直接去上班了。不久,明朝恢复了科举制度。从进士到进士,有三个阶段的连续考试,以选择最好的候选人。但是,明代的科举制度与汉唐乃至宋代的科举制度是不同的。明确规定了各地的名额,特别是南榜北榜的划分政策,让南方的考生不会超过北方太多。每个县也有一定数量的名额。哪怕是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小县城,也会录取人才。这种安排显然是为了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在政府中任职。我们之前说过,一个政府的效率不仅取决于神经中枢的效率,还取决于地方当局反馈给中央政府的信息的彻底性和准确性。明朝设计的科举制度,相当于今天选举民意代表的民主制度,全国各地一般都有替本地人说话的人。
在明朝,中央政府最初有内阁和各部,上面有宰相,皇帝只任命宰相处理事务。但是,朱元璋不是很信任人。与此同时,他的朋友,无论文官武将,晚年都差点被杀。当然,朱元璋也废除了宰相,他掌管六部。在这个系统中,神经中枢肯定是相当空虚的,因为不可能一个人来打理所有的国家大事。明代有一批官职较低的士人担任他的内阁学士。用今天的话说,已经形成了一个秘书团队。这些人的任务是起草圣旨,看奏章,先替他做个总结,但决定权在皇帝本人。于是,内阁记录逐渐成为真正的首相。此外,自明朝成祖以来,皇帝信任宦官,任命他们为国内外特使。所有在国外监管军队的宦官,也都管理着属于王室的各种财务单位。在内部,慢慢地,皇帝不信任内阁学士谁已经成为总理。在宫中设立内廷刺史,任命宦官,即所谓司礼监。李思监狱的太监在皇宫里看了报纸,写了一封信给皇帝。这两种人基本上没有制度权力,但是代表皇权。明朝皇权排外,超越汉唐宋。明朝的臣子,皇帝要杀要打,一点尊严都没有。
这样的中枢神经系统其实并不健全。即使有一个GAI等效的信息反馈系统,这两个系统也不可能相互匹配。皇帝自己建立了一个由宦官主导的信息网络,即韦锦益和东昌,直接刺探民情和监督官员。
意识形态控制与皇权的巩固
明代的科举考试主要考核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但朱元璋最讨厌孟子,认为孟子视其官如粪土,官员视其为敌人,不利于君主专制。所以明代科举考试用的四书五经都是精选的简体字版,很多不利于皇权的章节都被删掉了。经典释义主要以朱注为主,保证大纲不变。当然,这样选出来的孩子,今天都是所谓的乖乖牌,只对皇帝忠心,不敢怀疑。儒家思想的僵化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以至于王阳明想重新诠释儒家思想,却无法与官方体制对抗。清朝完全继承了明朝的科举制度,也继承了明朝儒家的刚性控制。原本以人性为基础,强调人格、公平、正义的革命儒学,从此沦为统治者的工具。这种印象一直持续到五四,一直把儒家思想作为维护官员权威的思想体系,真是冤枉了孔孟。所以从志向和气节上来说,明朝的官员是顺从多于抗议的。直到明末林动党兴起,儒生才站出来反对政府。但是到了清朝,儒生的叛逆精神又受到了打击。
明朝的军事制度一方面继承了唐朝的军事制度,另一方面也继承了辽金元时期的驻军制度。全国各地都设立了卫生站,在国防边境,在牢牢控制地方的重要地方。这些研究的都是世袭的官兵,有的地方政府给他们土地耕种,养活自己。战时会从地方警卫站抽调士兵,然后从中央府派出将领指挥从各地抽调的警卫站部队。在这种军事体制下,不会有特种部队,国家也不需要额外支付养兵费用。然而,仔细审视其精神,明代的卫所制度是为了防止士兵起义夺权的危险。
所以无论文官制度、考试制度还是军事制度,明朝都是为了巩固皇权,不允许其他势力挑战政府的权力。在中国历史上,承袭明制的明清两代,可以说是几千年来专制政权演变最为强大和集中的时期。皇帝牢牢掌握着国家机器。没有哪个武将能从皇帝手中夺权,但皇帝的权力却落到了宦官手里。自明朝建立以来,有三位有能力的皇帝:太祖,成祖的孙子玄宗。至于宰相,杨是明初三的贤者,只是有能力,没有多大作为。张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但他的权力掌握在宦官和皇帝手中。他自己就是一个用威权政体掌握了一辈子权力的人。
从《儒林外史》中的一些讽刺故事可以看出明代儒生的风气。一个仁人志士的儒家体系,到了明朝就成了为专制帝王服务的工具。宋代理学强调君臣伦理,以及内在的道德修养。然而,学者们没有机会了解管理世界和帮助人们的真正方法,更不用说发展的可能性了。结果,平日里,他们总是用手说话,遇到危险就向国王报告。他们善于学习,却对人民生活和国家安全无能为力。今天我们国家又把孔子摆上台面,希望不要再糟蹋儒家思想了!
死在明朝的土匪。
在明朝,他死于土匪。这种大规模的叛乱也是因为人民的苦难。其实它的特征和过去王莽时代的铜马赤眉,东汉的黄巾,唐朝的黄巢都是一样的。中国王朝的崩溃要么是由于内乱,要么是由于外国入侵。其实王朝掌握的资源跟鳗鱼和乱世的管理方式没有太大区别。治天下可以抵御外敌入侵而不内乱,乱世却是外敌入侵而内乱的结果。都是因为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政府不知道怎么改善。经常因为外族入侵而增加税收,人民生活更加困难。政府在混乱之初不知道如何采取适当的措施,当然是因为信息反馈系统出了问题,或者是因为神经系统不知道如何处理反馈的信息。
明朝的例子是最明显的。蒙古的威胁从未消除。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变,是一场不该发生的外敌入侵,明帝国几近崩溃。当初清朝只是一个小部落,明朝的边疆不会实时安抚,而是不断骚扰勒索,最后大变样。廖翔负担很重,政府财力不足以应对。他不断提高税收,招募士兵。但驻军腐败,无法承担作战任务,政府只好从各地少数民族中调集部落士兵。这些都是花钱但效果不好的措施。最后一批被辞退的邮差,和饥民一起起来,成了所谓的土匪。虽然土匪很凶,但是因为饥饿,他们不得不反抗。如果只看土匪活跃的地区,一旦到了江淮以南的富庶之地,土匪就不存在了。甚至在南方几个大城市旁边出现了一些小股的土匪大军,很快就消失了,因为饥饿的人们可以在大城市附近找到一个和平的地方,所以他们不必参加起义。可见,只要饥民是土匪的主体,经济就不会造成这样的灾难。
清朝的双轨制执行得最彻底。
明朝大规模内乱推翻王朝,关外满族从中受益,以24.8万面旗帜赢得天下。清朝征服了王朝,继承了明朝的专制王朝。这种双重严厉使清朝成为中国最专制的王朝。朝臣不再是北京邮电大学世纪教务处的公务员,而是皇帝的奴隶。清朝初年,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开疆拓土,用汉人的钱粮供养满清八旗的部落兵,从而获得蒙古、西藏、新疆、台湾行省。年复一年,它扩大了帝国的疆域,它的大小决定了今天中国的疆域。与汉唐时期相比,清朝所掌握的疆域更加具体,而不是西域小国或边境外的松散州府。但清朝处理与蒙古、西藏、新疆的关系与汉人不同。清朝实行双重制度。每年,皇帝都会在承德会见蒙古王子、西藏喇嘛和新疆少数民族领袖,承德是满洲的一座游牧宫殿。山海关的十八个省是满族皇帝统治的中国。这种二元制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在清朝实行得最为彻底,可以说是长期保持了其稳定性。
清朝的神经中枢比明朝更专制。虽然皇帝身边不一定有从事政治的太监,但皇宫里肯定有皇室成员加上满族官员和汉族官员。甚至六个部门都是满清团队管理的。这种自上而下的双重鞭笞制度在历代都是前所未有的,也代表着征服者对每一级权力的牢牢把握。清代地方官员,从省一级到县一级,每一级都有资历不同的文官,代表不同的势力。他们有的是皇亲国戚,有的是旗人,有的是皇帝自己的私奴,夹杂着科举出身的儒生和升官的官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官员群体,反馈信息的渠道也非常复杂。所以中央收到的信息在中央不同部门会有不同的含义。在康雍统治时期,满族的统一和对满族文化的认同也使中央制度至少是一致的。康雍上台后,满语的一致性在汉化过程中逐渐淡化,中枢神经无法有效处理问题,政府效率几近瘫痪。
今天读小说的人经常称康雍为一个繁荣的时代。其实所谓的繁荣只是腐败的开始。在黄三统治时期,中国的资源被挥霍一空,满清八旗被腐化。然而,通过招募士兵建立起来的绿营从来就不是一个有效的军事组织。儒生代表儒家。如前所述,他们是明朝专制集权的工具。清朝对征服者的无情打压和有意贿赂,使儒生成为政治权力的工具,进而使儒家思想僵化。僵化的文化体制和逐渐瘫痪的政府权力结构,使得清政府不再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当然也无法妥善处理突如其来的压力。只要对比一下康乾王朝的情况,就能看出端倪。康熙能够征服蒙古和西藏,新疆相当有效。然而,甘龙,代号吉生,努力收购金川和台湾省省。因此,嘉庆以后,清政府已无法有效应对川楚地区的宗教乱象;道光以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失败导致中国灭亡了近两个世纪。
事实上,看似繁荣的大清帝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衰落中度过的,而不是稳定地维持着大国的威望。
文章来自《大国兴衰》作者:许倬云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