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日记动画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疯子现象，疯子的“反常”，即“不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精神病人的行为逃避社会制裁，保全自己；(2)远离社会，放纵自然，洁身自好，隐居生活；(3)在“要和平统治世界，就要放弃自己是谁”的信念指导下，以“为他人解决问题”为己任，以天下为荣；(四)行为放纵、傲慢、孤傲、蔑视礼仪；(5)远离江湖，忧国忧民。他虽忠君爱国，却不见其人。(六)孤僻，不世俗，痴迷艺术，任性妄为；(7)恃才傲物，目中无人，鄙视权贵，世俗，名利，不为所动；(8)敢于质疑圣贤圣贤的思想，“欺天地之经，背叛前王之宪”，诬毁大义，自称异端。所有这些都因为野心勃勃和直言不讳而与社会、政治和伦理发生冲突，从而表现出反社会的本质。这种反社会现象既有内部主观因素的引导，也有外部客观条件的推波助澜，从而使狂人现象成为一种极其复杂和矛盾的社会心理现象。二、狂人的八种类型根据上面提到的狂人的定义，我们大致可以说先秦的姬子、许由、解郁、庄子、杨朱、屈原，汉代的李诗琪、东方朔、仲长统、赵翼、孔融、米芾，两晋的皇甫谧、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刘玲、向秀、阮贤、米芾)。由于生活条件和个体心理因素的不同，中国历代狂人的行为也有所不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某些疯子身上找到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的一致性或相似性。所以可以分类型。为了讨论方便，根据行为和思维意识的相似性，将中国狂热者分为以下八种类型。但限于篇幅，不可能涵盖所有这些历史狂人，更不用说详细讨论了。(1)伪装者疯癫的外在表现《太平御览》(卷七三九)引用《神经》说:“人在西方，吃吃喝喝，使人疯癫。他老婆追他，他生气了，也被送了。名字叫疯狂，一个顶，一个倔强，一个风。这一男一妻，天生一对，疯疯癫癫。”这种疯狂的外在表现被伪装者所利用。装疯的目的是为了逃避，为了摆脱某种不利的困境，是故意的。伪装者中，有的参与了某种政治斗争，受挫后假装宽容，逃避胜利者的制裁。商朝“我是妓女，姬子谏而不听，人曰:‘可以去。’姬子说:“谏不同的部长是显示君主的邪恶和人民说话。我不忍心做这件事。装疯卖傻是奴才。”(《史记·宋微子世家》)《史记·龟策列传》也记载:“姬子畏死，被逼疯”。汉朝蒯通劝淮阴侯反汉，他不听就装成巫婆(《汉书淮阴侯传》)。有的意气风发，不愿被世俗束缚。为了维护自己的个性，通过装疯来脱离群体，比如楚的疯癫。“鲁通，字婕妤，楚人也。营养好，耕田求食。楚昭王时，常见楚政无常，而装疯不仕，故人谓之楚匡。”(皇甫谧《高士传》)“楚狂于，耕读难食，楚王使使治河南。他愿意邀玉欢笑，而不是躲着老婆(《朝鲜诗传》)。可以说，所有的伪装者都是世俗社会及其政治斗争与思维主体直接冲突的结果。他们戴着疯子的面具，隐藏着真实的自己，用疯狂的行为隐藏着真实的目的。(2)隐逸狂人隐逸的疯癫，按照孔孟的定义，应该叫“顽固”。刘保南《论语·正义》说:“慎独守节者，虽不能进也，不坏也。”焦循《孟子正义》引用《国语》中赵薇的话说:“固执者，必守其分，必做错事。”所谓“谨守一节”“观测点”，就是保持自己的纯洁，不与世俗相提并论。关爱他人的人不是直接与社会发生碰撞，而是让自己远离世俗社会，不参与外部的政治活动和社会事务，冷漠无情，摒弃名利，寻求与天地合一的思想境界，在内心体验天人合一后的愉悦感受，用自己的行动抗议世俗社会，这显然是反社会的。因其行事诡秘，与世隔绝，举止优雅，故称“隐士”或“隐者”。
隐居狂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他鄙薄名利，鄙薄权贵，不与政治为伴，不与世俗为伍，拒绝接受当下社会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他们追求一种纯粹自我的理想状态，这种状态是超社会的，超物质的。表面上看起来是自我与自然的融合，实际上正是在这种融合中，自我人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对自我人格的热切追求，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宁静，从而实现了无为与自由、真情与真我的统一。这已经成为反对现实政治和现存伦理规范的一种特殊的斗争形式。“修其志则骄而富，德则重于君”，“隐居为志，或避其道，或安其心以平其躁，或除险以安其安，或触其情以俗，或兴其情以瑕”，“甘于一亩三分地， 要凌驾于枯槁河海之上》(后汉书·益民)一句话，他们以不做官为高标准，以远离世俗为手段，以安逸为时尚追求，以一生为目标，心平气和，行事超然，远离社会、政治，洁身自好，以局外人的身份冷眼旁观世事变迁。 许由让位给河水洗耳朵，庄子“宁可生而在途中拖尾巴”，也不愿“死而留骨”(庄子秋水)，杨朱“捐一毛钱利天下而不取”(列子杨朱)，都是“站在盈亏之外，游在一具骷髅的表面”。从这个角度来看，隐士疯狂的真正疯狂之处在于他们与社会的对立，他们并没有把普世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强加给自己，而是逃避和被动对抗。虽然他们与世俗社会没有面对面的冲突，他们无所事事地做着他们该做的事，他们也没有把自己与社会的对立强加于他人，但他们确实构成了一种反抗，即一种消极的反社会行为。所以对社会心理和国民心态影响很大。(3)入世的狂人真正能体现孔子“狂人进取”精神的，应该是入世的狂人。积极入世，有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主要体现，是中国古代士人阶层的主要特征，是士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途径。主要表现为社会个体对现实政治的热情和拯救世界、拯救人民的愿望。但在中国古代，社会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政治地位，而政治地位的获得是智力展示的前提。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价值理想才能实现。所以，中国古代的文人阶层总是把自己的地位和理想紧紧联系在一起，对“庙堂之高”的向往成为历代文人的共同特征。入世的疯子把这种向往推到了极致。“学书面武功、品帝王家世”是历代文人入世的理想途径，也有不少人通过这种途径走向“庙堂”。士阶层的家国忧患意识是其入世的根本原因。”居庙堂高则忧民，居江湖远则忧君”；半夜四五声叹息往往是担心大国”；如果你出生时还不到100岁，你会一直担心自己是一千岁。“这种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他们努力寻找拯救世界和处于悲痛中的人民的办法。这种自觉的参与意识构成了他们加入世贸组织的主要内容。在忧患意识和参与感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古代文人阶层中的许多人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面对混乱复杂的社会，救世救民是我的想法油然而生。东方朔就是典型。他曾上书武帝，说:“我少失父母，养兄嫂，读书十二年，度过三冬，文史足。十五学了剑术，十六学了诗词歌赋，背了22万字。十九学了孙武的兵法，战争的工具，鼓的教，还背了22万字。每一位大臣朔古都背诵了44万字，他总是遵从鲁兹的话。我今年二十二岁，身长九尺三寸，眼垂如珠，牙辫如贝，勇气如萌本，敏捷如，老实如宝叔，信念如尾。如果是这样，我可以做天子的大臣。”(《韩栋·方硕传》)加入世贸组织的急切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常常鄙视那些平庸的庸俗之辈，并以他们为荣。然而，中国历史上政治权利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往往使这些地位相对低下的士人难以加入政治权力的圈子，使他们对社会产生无限的失落感和怨恨感。以天下为荣，以天下为耻，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普遍心态。入世的疯子被骄傲和愤懑的双重心态挤压着。一方面，他们要突破政治条件的限制，寻求实现理想抱负的途径，发挥自己的才能，填补价值理想无法实现时的内心创伤，因而希望一次被统治者理解、发现、认可和接受。为此，我不惜狂言、说大话，以种种反常行为吸引统治者的注意。名字叫“莱文酒徒”的施立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入世的疯子看不上世俗社会的庸俗之辈，不愿意与他们交往，把自己凌驾于他们之上，生活孤傲，行事高标准，甚至自以为是自恋。但是，无论是仇恨还是骄傲，其意图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努力让自己对世界有用。(4)所谓放荡狂人的放荡，是指其行为不检点，不遵循正常的社会规范。骗子，如上所述，“毫无根据，置于礼仪之外。“放荡狂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受社会上同样的伦理规范约束，行为上毫无顾忌，完全按照自己的感觉行事。他们不从现实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只凭自我意识，把自我价值看得高于社会价值。所以他们自行其是，孤傲自大，鄙视一切，放纵自己，无视自己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影响，把自己和社会放在对立面，不回避任何社会的谴责。同样，任何社会的谴责也帮不了他们。他们刻意追求的是人生历程中最大的人生价值(标准自己定)，人生的充分体验，自我情绪的宣泄。因此，他们奔放不羁，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在他们的感情里，太多的是对生命的短暂哀叹，对自由和欢乐的向往，所以他们充满了活力。放荡的疯子与社会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政治的冲突。任何统治者总是把自己的统治利益放在第一位，禁止社会上任何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行为。放荡狂人以自我为中心，蔑视政治，蔑视权贵，蔑视礼仪，在对自己感情的充分发泄中，无视统治者的利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政治权利排斥他们，压制他们的人格，而且因为政治动荡，他们对权力失去信心，厌恶权力。在这类狂人中，不乏治国救民的大志，但又不愿受制于政治，更不能依附于权贵。所以嵇康有《与绝交书》，阮籍有《醉六十天不肯嫁皇帝》，有《与孩子五斗不低头》之说，李白有《低眉屈人之兵，谁也不吃亏》之叹。所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比如李白)虽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寻找一条做官的道路，但是他们并不能真正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因为与政治的冲突而失去了生命。第二是与正统的冲突。中国在汉代独尊儒术后，儒教成为历代正统思想。历代统治者总是把实际上已经被改变了的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民的根本。而放荡的疯子大多接受道家思想，并在道家思想的指导下行事，这与正统的儒家思想相冲突。”讲究老庄”(嵇康《哀怒诗》)，“不涉经学”(嵇康《与山居元绝交书》)不仅要“非言”。欲谈不休的“君子”(《晋书·阮籍传》)给予了极大的嘲讽，称其为“居中，逸深缝，藏恶群，自以为幸运”的虱子(同上)。这些冲突，一方面让他们与正统观念更加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也让他们在行为上更加狂野。三是与传统伦理规范的冲突。这是历代狂人的* * *相同特征，尤其是在放荡狂人中。放荡狂人反社会的诉求特别强烈，破坏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特别坚决。他们以疯狂著称，不考虑任何社会后果，只要自己觉得开心，做什么都可以。不仅“任宠自由，抗心惜昔，顺其自然”(嵇康《哀怒诗》)，还大胆提出“为我之礼”(《晋书·阮籍传》)，让你“言其心轻，遇事而成”(嵇康《亲爱的菊园》)人们见了嘲笑，都回答说:‘我以天地为楼，以我室为衣。“你为什么进我的房子，””(《世说任新雨旦》)这种突破世俗伦理规范，表达真实自我人格的大胆行为，是他们真情实感的真实表达。这些看似疯狂放荡的行为，其实蕴含着行为者内心的痛苦，是他们与社会直接冲突的最清晰的告白。放荡的疯子们在“教于名外，顺其自然”的思想指导下，用他们的野性行为表达对社会的抗议，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反社会行动者”。(5)远离江湖的疯子远离江湖，意味着他不在朝廷，没有一定的政治权力，不能把权力作为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工具。在中国古代，明显有两种倾向。第一，他们对权力视而不见，非常冷漠。他们不积极追求，即使别人亲自委托，以示崇高，他们也拒绝接受。另一种是对权力的热切追求。这种追求不是把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而是作为实现为世界做点事的理想的保障。远离江湖的狂人属于后者，只是被统治者排除在权力圈之外。这种疯子是入世的特殊类型的疯子。他们都使用了权力，并通过为朝廷服务来展示他们治理国家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他们在实现社会理想的过程中，曾经享受过理想实现后的喜悦和满足。但因为最终无法满足国王的需要，被贬了职，远离朝廷，浪迹江湖。失落感在他们的心态中尤为强烈。远离江湖的疯子最大的行为特征是，虽然远离江湖，但对国家和人民充满忧虑。在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的驱使下，他们总是怀着为国家和人民尽最大努力的激情。他们对掌控国家大事的庸官、俗官特别反感，对国王被臣子蒙蔽非常不满。强烈的爱与恨交织在一起，却无法用行动化解，于是在位移中倾吐，尽情歌唱，用诗歌表达自己真挚而热切的内心世界。他们以理想与向往、漂泊与彷徨、深深的遗憾与无尽的失望、真挚的告白与强烈的愤懑诉诸诗歌。这一切，不为别的，都是为了自己热爱的国家和人民。“长吸其泪，哀其民苦”(屈原《离骚》)，“穷年忧李渊，肠中叹其热”(杜甫《自京赴丰县咏五百字》)。他们传递的是一种真挚的爱国爱民之心，他们颠沛流离似癫痫的行为，是他们内心痛苦的真实写照。(6)有气质的疯子“性”是人的自然禀赋，“情”是欲望、情感、情绪等等，与“理”、“法”相冲突。无论是气质还是法度，都是困扰古往今来很多人的千古心结。有气质的疯子，特点是能够把性和情感放在第一位，让它们不受约束地自然发展。虽然不是所有的气质都要求得到满足，但要求压抑在胸中的火热情绪能够得到充分的宣泄。他们大多数是艺术家。无论是对社会的不满，还是对自身经历的不满，他们大多诉诸艺术，用艺术的形式展现自己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在一个气质的艺术狂人里，性和亲情的满足和宣泄是不一样的，适应性是享受。他们大多行为古怪，性格异于常人，从而表现出作为疯子的性格特征。他们冷漠，蔑视名利，不屑世俗，傲慢，不顺从，这使他们明显与世俗社会隔绝。宋代米芾洁癖，“从不与人共巾”(《宋史·米芾传》)，元倪瓒更有甚者，他说“俗人作草堂，必洗其所”(明代《倪瓒传》)，这是他厌恶世俗的明显例证。明代的朱允明是个“坏礼官”(《明史·文远传·朱允明传》)；徐渭说，当时所谓达官贵人、诗人“皆奴，耻于交游”(《袁宏道·徐文长传》)；清代郑板桥的“自愤自立，不合世俗”(郑板桥《自叙》)和“耳无俗声，目无俗物，胸无俗物”(郑板桥《六十自守联》)既表现了他独特的人格特征，又反映了他们内心对和平与安宁的追求。但更能表现任何一个疯子的疯狂的，是他们对艺术的痴迷，是他们在艺术中的情感宣泄，他们转向艺术是出于对世俗世界的厌恶和内心的孤独。艺术中的疯狂真正体现了它的疯狂特征。唐·张旭的本性是“嗜酒，每次喝醉都叫狂走，但他写，或者他写得头湿墨湿，所以他醒来觉得自己是神，拿不回来”(《新唐书·文艺传》)，而且他“善草书，却治不好其他的技巧，又尴尬，又悲又喜，又怨又盼，又陶醉。”观物，能见山川山川，崖谷鸟兽虫鱼，花花草草，日月星辰，风雨水火，电闪雷鸣，歌舞战斗，世间万物之变，可喜可贺，书中一(《韩愈送大师高仙序》)。宋朝的米芾看到“武威府有巨石，十分丑陋，喜出望外，说:‘这够我拜的了！“用衣服拜他，叫他哥哥。”(《松石米芾传》)在迷恋艺术的疯子眼里，一块奇石有很大的艺术欣赏价值，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