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兰州第五届独特动漫文化节

1.道教塔

余在这篇充满个人想象的小说化散文中所书写和表达的内容，可以用短短的三个字来解释，那就是带着大妈的粉泪，仿佛在几卷线装书前，他居然绷紧了自己臃肿的全身，对着那具死尸腐烂的尸骨，轻而生动地哭着:“我恨！”

他的“恨”，就像他的“沉默”但最后依然“激动”一样，给不了我任何彻底的情感冲击和感染力。他的“恨”真的很肤浅，他能把破坏敦煌文物的罪和恨几乎都归咎于这个“那个时代随处可见的中国平民，穿着土布棉衣，眼神呆滞胆怯”的道士？！百年之后，余作为一个“文化学者”被知识优越感包裹着，坐在一个散发着茶香的书案前，凝视着世纪初黑夜里燃烧所有生命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纨绔子弟训斥一个他从来没有真正认识或了解过的老看门人——你为什么这样败北？当时余先生就从这个老奴身上找到了一些道德优越感和自我满足感。道塔的本质功能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在最后还不忘借用一位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近年来的成果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以恢复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过去他只是咬牙切齿的中国的愚昧、野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在作为“个人”的王道士身上，本应切入思考，深入思考中国各种根深蒂固的病态、愚昧，对他产生影响的“王力可道士”。“因此，每当中国发生不好的事情，据说总是因为一些“小人物”作乱，而一旦中国发生好的事情，那一定是整个中华民族集体荣耀的证明，从而使我们的民族和文化“自尊”和“自信”得以实现和满足。正是这种没有自我批判、解剖和忏悔的阿q式的“胜利法”，使余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人为的“痛苦”和自我麻醉的超然中所向披靡。无论何时到来，都将是看似自信的“胜券在握”。但我知道他有罪。

而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却愿意回到所谓的“五千年灿烂文明”，拿起传统文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更何况“随处可见的中国平民”需要找到鲁迅讽刺的“我们的文化”的“自尊”和“自信”。余为老百姓做得好，所以我觉得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他也不冤枉，但他这次卖的是一种高雅体面的“文化”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传达的文字很美，略显华美，修辞丰富，没有雕琢感。静止的敦煌壁画，舞动着鲜活的线条和气势，既符合人物和背景的内容，又赋予了跨越时空的强烈的生命和审美意义。人随画动，画由心转，幻想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上升，精致而雄伟。

作者的意图很明确:他想追求一种超越宗教和道德的敦煌艺术的“美”。可以换一个视角，但“美”的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了莫高窟的多层含义，即“丰富的景深”。敦煌的意义和价值显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经典，于在“美”的艺术心理观察下截取了他想要的敦煌碎片并欣赏。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说作者是有很多眼光的。但问题是，随着“各种生活”的出现、聚集、狂欢和释放，余逐渐进入了“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事，“人性”、“人生”、“人格”成为被反复歌颂却苍白模糊的符号。我们看到了色彩斑斓、婀娜多姿的画作，却看不到更深一层的一对。也是表达对盛唐这个时代的无限憧憬和自豪的一种敬意，所以才有“我们的民族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朝代，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时刻”的说法，而个体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题材和廉价的民族自尊所遮蔽，所以才有“我们曾经有”和“我们相聚一千多年”，中间只有机械的堆砌， 这是立体和多维思维的一大损失，所以于的《莫高窟之美》也因此失去了许多色彩，显得单薄。

3.《阳光下的雪》

阳关“终将成为一片废墟，一片荒地。”那么原因是什么呢？作者用一种非常隐晦的方式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予艺术家足够的地位和尊重，限制了他们的创作，但是艺术家足够好，足够有才华，足够优秀。

但“长安宫只为艺人开一扇窄窄的侧门”这句话却很有深意，说明于在暗自拿自己和古代知识分子比较的同时，始终没有离开过长安宫打开的“门”。余的人格深深地烙上了他对“权力”的心理依恋，这在本文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他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感叹、哀悼、哀痛甚至抱怨，甚至常常挤出几滴超酸的干眼泪。他其实是希望当局能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一个生存空间，甚至是重用。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情结，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总是生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寻求自我定位。余借此把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虚荣心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要侮辱艾略特的经典之作，只是无奈的看了一眼他最终入土的坟墓。

余还不忘拿着唐朝的造像去找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大师的一些可怜的“傲气和骄傲”，但他不想再问了: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为什么不能避免倒退和衰落的命运？为什么西方的文艺复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现代人类文明？

那些还坐在“四大发明”等国家文物上歌颂凯的孝子子孙孙，自然不解。

5.留侯神庙

如果你理解作者“借古人之尸还其魂”的深意，你会觉得这是一篇恶心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是“文化”这个模糊的概念被它弄得俗不可耐，不如说是一个渴望当官的文化人的自白。整篇文章流露出作者强烈的“官本位”意识形态，甚至如此令人作呕的文字，除了当场把柳宗元从棺材里拉出来讲几句，说“柳州从根子上被打开了”是因为“柳宗元等被贬南的官员”。我不知道当代柳州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的有赖于几千年前贬谪南方的官员们的文化底蕴，但我知道的是，余的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么可以说，于也是一位“学者”，是一位具有较高水平的大学者。所以中国要想“从根子上”变好，真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这群大学者和年轻人去做大官和小官。可以说，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余在骨子里几乎还没有消化现代社会法治和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可能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了比当代新儒家更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控制了文化，知识分子用权力炫耀文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余还在感叹柳宗元在文章中失去了“个人意义”。在官本位的威权体制下，个人当然不可能独立，也不可能被压制。既然看到了这一点，我就不追究自己对制度的责任，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文人当官”的“人治”上。我不知道他真的是在为古人开脱。“项庄舞剑，意在众反复用”！

7.都江堰

这还是一篇通过都江堰讲李冰的文章，通过李冰讲“官本位”。我在《留侯词》的评论中已经讨论过，但这次他在“官本位”中注入了专业的科学技术，而不是题跋和诗词。都江堰的伟大集中体现在“李冰精神”上。作者所希望的是这样的人能有无尽的子子孙孙，所以给了李冰源源不断的评论。

虞雯习惯于夸大定位，表现山水崇拜中的矫情和哗众取宠，但他当然不是真的要在山水文物面前下跪。他只是在做一个虚假的姿态。他的重点仍然是用这种情绪的煽动来消除理性的冷思考，让读者认同他，追随他的观点。本文对“能官能官”的崇拜和对“清官”的崇拜是一样的，是对“人治”思想的一种理解。要知道，单靠“清官、能官”并不能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怪圈，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刻意营造的宏大主题和谄媚民众的民粹氛围下已经疲惫不堪。

于在文章中说:“在这里，我突然对中国的历史有了一些乐观”。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你可以在整个“文化之旅”中感受到这种甜腻的对“音乐”的肤浅看法，但书名却贯穿了“苦”字。什么是假装？什么叫矫情？看啊。

8.三峡

李白的诗优雅、灵动、超然，充满了对山川的热情。然而，他们抑郁、世故、焦虑、悲伤。如果你读过他的作品，超脱和隐居的不朽精神将永远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难困苦和仕途的沉浮中，他选择了以一种桀骜不驯的性格来陶醉于自己的精神，这与杜甫的坚忍不拔是一致的。中国大部分人大概更喜欢读李白，因为我能从李白身上读到一种速度和快感，但我更喜欢老杜。老杜的文字，不仅是溅满光环的音符，更是血泪沉淀的生命之魂。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个时代每一个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贬官仕途亨通的时候，也没见有什么特别优秀的文章。他们只是被放生，所以“不得不与山川亲密无间”。带着悲愤的自然感觉，他们的文采居然飞起来了。“事情变了，连法院都觉得这个人不错，恢复了他的名誉。”可见，贬谪官员的文笔和抒情，并不隐藏着盼主借鉴、重用的功利心。被“贬谪”后，我别无选择，只能写点东西，这恰恰证明了被贬谪官员的“文学作品”是带着不同的意义和目的写出来的，所以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才真正符合他的“人格”——都是虚伪的。那么，如果中国“极其惹眼”的文化都是文化官员这么搞的，我们不知道是中国被贬的官员太有才，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

但是，文学只是被框在这篇文章里。重要的是“地方靠人传，人民靠地方传，双方互相帮助，都是出名”的“名气”效应。堕落的官员化为尘土，山水亭还是这样的山水亭。你管他什么“文学”？重要的是，文章赚来的“名气”才是取之不尽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文学不仅“助”了贬谪官员的官运，还“助”了旅游景点的名声，大概可以载入史册，流芳百世。我读过余的《救命》，读过半个中国的古典文学。

12.青云谱风景名胜区随想

徐渭的疯狂，以及后来“扬州八怪”的怪异，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是绝无仅有的。鲁迅先生曾谈及魏晋“竹林七贤”，大概不是出于对儒家伦理的不满，而是出于对儒家伦理被当权者错误利用，导致名存实亡的现状的愤恨。像“狂”“怪”这样的文人，是想反叛主导文化还是变相守护文化真谛，只针对当权者？如果“狂”“怪”的人真的超越了传统的儒释道文化，他们的精神资源是什么？还是一种更肤浅更颓废的虚无主义？在我看来，这些“疯狂”和“怪异”的人就像拔掉自己的头发，试图飞离地球一样。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手势，他们的无力感被掩盖了。事实上，那些“疯狂”和“怪异”的人并没有真正超越甚至切断他们所表达的仇恨、鄙夷和蔑视。他们的血液里是否流淌着文化传统的因素？而正是因为他们的资历，才可能被植入的更深。那些“疯狂”和“怪异”的人，进入了一个他们跳不出来的奇怪的文化圈，就像是对孙了如指掌。最终，他因独特新颖的个性和渊博的学识被传统文化埋得更深，但最终，他可能被融化成让文化传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被数百年后的“文化学者”反复琢磨、擦拭，然后用来写文化保守主义的文章。“疯狂”和“怪异”的人在轮回中寻找精神上的突破。原来他们失败了，又回来了。对于一个没有神和救赎的古老民族来说，精神突破只能是另一种“以我为义”的自以为是。

15.孤独的天柱山

“有山水的宗教”既不是山水，也不是宗教，而是一种能够“让那些有知识的文人感到舒服”的文化。天柱山有利有弊，但远不是中国文人的“家”。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家园，圣经是基督徒的家园。天柱山？毕竟，它的“宗教、美丽、诗意”恰恰构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旅游景点。

16."暴风雨的日子"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劫难，这话说得很对。”这是余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个盲点。文中提出了所谓的“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中国文人爱讲“尽善尽美”“尽善尽美”，也善于把这些尽善尽美的修饰语留给自己和当权者。一个“健全的人格”遵守封建宗族规矩，包括“禁止妇女上楼”，“健全”的皇帝和他的继承者们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闭关锁国。这种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是如何形成的？连阿q这样的朋克都知道认真在纸上画一个完全胜利的圈，何况中国的文人。

17.西湖梦

所有的宗教都会来西湖展览。“展”这个词很精彩。中国人习惯于观看。不管怎样，最重要的是“看”，始于看，止于看。充满了眼瘾和感官乐趣，就像灵魂被抽干了一样。

18.在狼山脚下

余根本没有理解鲁迅的深刻含义。鲁迅是在改进自然景物的命名方式吗？虞雯所谓的“但一切都是那么优雅，苍劲自然榨干了生命”，纯属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淡定”和他祖先的“古池好水”、“晓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在琢磨如何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欺骗自己，只是方式不同而已。鲁迅先生所批判和嘲讽的，恰恰是这种善于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就是爱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一篇文章，也许是因为作者本人就是上海人，他对上海有着深刻而全面的了解。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头。他可以公开接受和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在一个越来越封闭腐朽的封建时代受洗皈依基督教。他的影响绝对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文化交流。他为古代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树立了“新人”的榜样。光启，顾名思义，是一个听天由命的人。而以职员心态缺乏生命源泉和创造力的上海人，并没有得到他的本质，而只是一种精神而已。

20.五个城市的故事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传千里，飘入关外我的鼻和舌。。

21.牌坊

牌坊可能是中国文化中最令人憎恶的东西之一。它见证了中国道德的虚伪、残酷和吃人，是一种公开赞美的恶，而帮助写文章和创造理论来歌颂和宣传它的不是别人，而是文人。父母一边立牌坊，一边偷偷送女儿离家，揭露“贞操”和“贞操”伤害人性的荒谬。“圣人”是男权主义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人”、“贤妇”既不是“圣人”，也不是“美人”，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这里的女人只是体现道德原则的工具，是男权主义的对象。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令人震惊的变形。

22.寺庙

女性被置于权利的最底层，几乎完全被动，没有文化，于是听天由命，投身于“念佛”的“方便法”中。通过念经，我们只能帮助在乡下建立更多的牌坊，而不是拆除它们。这就是中国“佛家念佛”的效果。

23.夜航船

作者想说，这艘夜船是一艘精神文化之船，却积淀了几十万年的文化。最后“我说这个文身是船，她(母亲)说这个文身是木鱼”，“木鱼”确实是“文身”，慢慢敲下去，这正是中国文化的节奏，留给中国的学者和年轻人去补几个。

24.乌江舰

青年学生的性格、心理、行为都被过分简化和美化了。诗歌可以在篡改自然人性的基础上写出来吗？男生正处于青春期，在一个极度禁欲的年龄，对异性有朦胧的好感，压抑的冲动，甚至隐藏的欲望，都是很正常的。为什么他们在刻意声明自己没有邪念的时候还要睁大眼睛？而作者所谓的“邪念”又是什么？道家的“邪”字！之后男生在女生宿舍前挖了一口“友谊井”，这显然是性本能集体无意识的变相表达，是异性之间“示好”的特殊替代。作者完全可以像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那样直面坦率而火热的欲望，同时反映出那个时代扭曲人性、压抑人欲的荒谬与悲哀。但作者一方面从其审美角度错误地刻画了男孩“无恶不作”的思想，脱离了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又写出男卫生员给文革受害女孩“人工呼吸”“折腾了一会儿没效果”的低俗情节，如同女主角洗澡时必须有配角“偶然”进来看到的情节一样低俗老套，甚至更加荒诞。月光洒满了她，她真的成了太湖的女儿。“一个少女在疯狂的世界里所遭受的巨大悲剧和生活灾难，就在这种充满情色目光的“审美”视野中被消解了。最后只剩下宋代诗人写给坐船的小红姑娘的诗在回荡，尸体的死味和悲痛完全被摧残和遗忘。。。。。这是作者对文革活生生的悲剧灾难的态度吗？！

25.“信客”

仅靠“信”字谋生，因为一个极小的“不诚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和抛弃，于是为村里服务了大半辈子的老信们很容易被推入命运的深渊，村民们的不宽容也就成了理所当然。在对“信”字极度功利的需求中，信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被淡化和忽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制度被忽视。信徒们看似“升华”了，但就像无数中国“处女贞节女”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扭曲、异化和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假象下被压成符号供人膜拜。这种在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信仰”的超验观念，绝不可能被复制移植到现当代社会，封建道德就此确立。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和“大圆满”的结果，这篇文章也不例外。在文章结尾的欢腾气氛中，我明显感受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颤栗。

26.葡萄酒墓地

教英语我们都爱毛主席就是一个充满政治严肃性和政治狂热性的例子。爱情在这里早已失去了原本的意义。这位“伟大的领袖”已经取代了上帝，为他的子民坐上了上帝的宝座。爱情只属于一个领袖，一个人身上的领袖剥夺了亿万人自由恋爱的权利。爱情就像一颗被化肥催生，被空气膨胀，被药物兴奋的劣质种子。它干瘪苍白，不能用任何油浸泡，以至于当喝葡萄酒的人很自然地在黑板上写下“爱情是人命”时，全班同学都会笑，而女生们则羞红了脸低下了头。在一个羞于将爱情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能指望它不经酝酿就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吗？

27.“老房子的窗户”

老房子只属于作者，何必矫情自负。作者太虚荣了。这篇文章可以和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相提并论。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不装腔作势，鲁迅先生写的是真实的人和人生，而不是功名利禄。虞雯在质量上确实是矮化和低劣的。

28.遗迹

不是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不是所有的悲剧都变成废墟。废墟是一种常态，从废墟中走出来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中的诗

夜雨不一定与舒适不相容。安逸在夜雨中自顾自，哀叹自己，在诗中自在，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没有活力和冲出去的欲望。夜雨也完成了破坏旅行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节”

一个“牺牲”字，透露出保守的态度。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的融合，但笔墨在千年中不也一直在更新内容吗？拒绝更新无异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担心藏书

藏书之“忧”其实源于读书人对物化知识的吝啬与自负。读书人互相嫉妒，慢慢的慢慢的才意识到自己书籍财富的珍贵。那种文人的自鸣得意和虚荣心表露无遗。这也是人的本性。文人对钱不是特别看不上，出手大方。当他们像孔自己一样穷的时候，他们也会羞于花几个铜钱去买酒。所以，我觉得文人对书的热爱不需要上升到一个很“崇高”的层面。书籍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藏书家独特的精神世界、学术观甚至气质风格，但也仅此而已。学者还是要回归正常心态，这是我的观点。

32.蜡梅

蜡梅真的能激发和激发人的情感，也只有人才能拥有这种知识，或者说它已经口耳相传，赋予了某种天然植物特定的性格或符号。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身上看到生命力的坚韧和顽强，却看不到一切的复杂和生活中的诸多悖论。蜡梅可以御寒，但不知道它是否也可以御热。

33.住在龙华

禅味在历史叙事和古寺式建筑的硝烟中，越来越黄脆，凝固成一种腐朽的色彩，浸透着文人怀旧超然的情感颓废。住在龙华的人很多。到头来，云烟满天，就算老和尚剪几十块布，喝柏籽佛性，也不过是住在龙华罢了。

34.三十年的重量

若干年后，曾经敬仰的、自以为高大伟岸的前辈老师们，被自己用慈善般的怀疑怜悯看不起，变成了看似觉得命运无常，实则是在某种自我满足的隐蔽心理驱使下揣摩别人的痘痘，微弱的呻吟声掩盖不住自己潜意识中在比较中满足虚荣心的欲望。

以前的“仰慕”真的只是中奖后虚荣心和感恩推广心理的结合而非“意料之外”吗？一个孩子对以前不认识的老师，现在却自称“佩服”“崇拜”，能了解多少？如果没有亮彩，会不会有一系列的情绪心理化学反应和身体变化？过去的阴影其实是假的，那些谄媚的话也是建立在自我膨胀的假象中。然而，这个数字在几十年后会“真实”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因为对于一个为我所用的人、事、景或事，为我服务，为我注脚的作者来说，世人如何能消解禅般若？从来没有任何诚意去深究真相。

35.流浪者

漂泊者是否和垂死的人一样绝望地抓着救命稻草，牵挂着早已逝去的精神故乡？一个漂泊者如何确定自己的旅程不再是新的，回到家乡不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失望甚至绝望？漂泊，是因为无奈的选择还是因为坚强的意志和自信？希望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有一个可预见的、看得见的目标。希望是在未来的虚无中迸发出来的心灵之光，当你行走在无望的希望中，它才是真正被拯救的。中国的大部分老人都沉浸在用旧包新酒的双重麻醉和舒适中，不愿睁开眼睛。结果酒和包都拿不到。当他们老了，死了，就只是一堆烂骨头，供人凭吊，抒发情怀。他们永远无法体验到老人的灵魂，他的生命永远像《老人与海》中的基督一样挺立、坚忍、炽烈、不可战胜。他的信仰带着他张开双臂拥抱一切困难，慢慢走向新的精神。

36.中国情结

语言是文化的有力载体，人类文明属于语言存在。但人言不同于词，其有限性、匮乏性、虚假性已被一次又一次证明，或者说不言而喻。人言不可过度痴情，执着，压抑。运用它，超越它，而不是在所谓“母语”的枷锁中起舞，不被它操纵，才是文化人的使命和发展方向。在某种程度上，汉语阻碍了古代人接受西方文明。以前表现为白话文和文言文的空间之争，现在则表现为更加复杂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和融合。

37.“这里真安静”

文末，只有“静”。“军人、妓女、文人”的模式被抬高，被赋予了莫名其妙的意义，所有的人都成了符号，包括作者所强调和渲染的日本文人。文人特别重要，就因为是“文人”？历史的悲壮历程最终导致碑文的沉寂，草木的沉寂，万物回归自然的沉寂。当一个懦夫拒绝面对个体生命的深重苦难和被各种疾病困扰的灵魂时，他会一厢情愿地闭上眼睛说:安静，一切都会回归纯洁。就这样，寂静黑暗的东方在麻木和醉酒中失去了在荒野中呼喊救赎之光的口。

艰辛的旅程，便悄然变成了永久的无味和无聊。。。。。

望采纳